于高考的变迁中，可以瞧见更清晰的轨迹和社会。1977年，恢复全国统一高考，众多丢下锄头重新拾起书本的年轻人，创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；2001年，报考资格中要求“未婚，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”的规定被取消，高考中的白发甚至是父子考生，逐渐成为报道中不再新鲜的叙事；此后的2004年，多省市实行高考自主命题试点，高考命题开始成其为一件饶有创意、甚至或多或少包含竞争性意味的事情。而就在刚过去的3月22日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公开表示，我国即将出台方案，实现两类人才、两种模式高考—这是怎样另一个风向？

按照鲁副部长的介绍，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，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；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。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。“技术技能型有三种人，第一类是工程师，第二类是高级技工，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。”鲁副部长解释说，之前的职业教育只讲技能，但技能需以技术为基础。同时，一个背景在于，近年来我国每年从中高等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总量约在1700万人左右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矛盾，已成为短期内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。

尽管叙述稍稍显得繁琐，其中释放出来的新鲜信息与风向却不言自明：以前大而笼统归于高考中的职业院校招生，此后将被单独列出，领受格外的眷顾。如果说过往的高职招生状态还留于“文化测试偏难、技能测试偏易”的尴尬境地，那么分离出来的专门技能型高考，直接效应就是为高职院校招收到更合适的学生。与此同时，相随政策推行下的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、职业教育类型转变，数量迅增的高职院校，以及它培养出的系列技术技能型人才，必将弥补当下整个市场对于该类人才的极度匮乏，强力推动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智造”的关键转型。

对于技能型高考的“破旧立新”，宏观改变是足以想象的事情，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高考意义的原点，重新发现的东西或许会更多。毋庸置疑，在漫长的推行时间之后，当下的高考正在招致前所未有的评点乃至指责，诸如它自身的种种弊端；诸如它所带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状，一切莫不都可以轻易成为那个反对它的理由。但即便经由种种争议，一个常识与真相依旧在于：时至今日，就算社会的公平体系正在面临挑战的危险，但高考依旧是一种“最不坏”的公平制度，是社会阶层能够向上流动的不多渠道之一，承担着公平流动、提振信心的巨大功用。

正因如此，倘若务实些地观察，即将推行的两种高考模式，其意义尤其在于助推高考自身价值的恢复。现在我国大学推行的通识教育模式的形成，虽然有着历史性的缘由与因素，亦习惯于宣称培养具有批判性、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，但此种与专业教育、职业教育并无严格区别的方式，不可避免地带来校园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，当读书无用论、毕业即失业论喧嚣尘上，它也是高考社会流动功能减弱的直接反映。如果培养模式被区分开来，职业教育被重点提出，愈加与社会合拍的培养必将带来大学就业形势的改观，社会性的流动亦自然会加速。

当然仍旧需要慎重地指出：职业教育的春天不会这么快地来临；从两种高考模式转换为现实职业教育的推行力，尚且道路漫长。譬如它要面对如今整个社会对于职业教育“低看”的态度；譬如高校本身的转型，它要求是一个触及灵魂的过程；譬如曾经多是低分或贫寒考生就读高职院校的状态，如何来改变。但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说，教育管理者公开表示的两种高考模式改革，都是一条曾经坚硬河流的解冻。春天里的解冻正在发生，高考和职业教育的改革已经上路。